西南联大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联大学子从军，是抗日战争中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堪称绝代风流。本文勾勒几位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学子的身影，以此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940年8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他被留校，担任外文系助教。是年7月，日本侵略者侵占安南，原来是大后方的云南一下子成为前线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远征军副司令部杜聿明的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国难日亟，国亡无日，不抗战无法解决问题，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像穆旦这样不顾个人安危、放弃较好的生活条件入伍者，还有联大外文系的学生罗宗明。罗宗明是外文系的白马王子，人很英俊，西服笔挺，英语说得流利，曾代表中国童子军去美国见过罗斯福总统。在外文系读书时，罗宗明还在英国驻昆明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优厚，住的是北仓坡五号领事馆的花园洋房。

　　可惜，仁安羌大捷后，盟军内部出现了矛盾，战区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与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为指挥权争执不休，而此时，曾导演了敦克尔克大撤退的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又自作主张向印度方向撤退。

　　见通往中国的退路已断，史迪威随英军撤往印度，而蒋介石为保全实力则令杜聿明带队回国。

　　此时，穆旦已被编入了207师，做师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而207师也参加了自杀性的殿后作战。

　　日本军人像发疯的野兽追击他们，他死去的战友永不瞑目的眼睛，也跟随他的脚步逃亡。穆旦虽然在日军的追击下逃脱，但前方等着他的却是一片人间地狱。战事失利后，随军从野人山撤往印度的女战士李明华，在回忆录《野人山余生记》中写道：

　　自从（民国）三十一年5月初，在缅北一个不知名的大村落中，全体官兵，奉军部命令，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和车辆，开始徒步进入布满原始森林的山区，从此补给全部中断，全凭个人谋生。

　　断粮半个多月，人人饥饿疲惫不堪……很多官兵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生。除了饥饿，还有大的威胁，缅甸的雨季来临，在原始森林行军，暴雨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凭着这两颗宝贵的药片，穆旦以强大的意志，慢慢逼退了死神的阴影。可是，随着而来的是令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8天之久。但是这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年轻人，这位联大受人尊重的诗人，在他失踪了两个多月之后，居然从“地狱中生还”。瘦弱的诗人穆旦走到队伍的集结地印度。在印度，穆旦又差一点死去，长久的饥饿，使得吃得过饱也足以致命。

　　开朗的笑容，像昆明灿烂阳光一样的笑容，在他脸上消失。和联大好友相聚，很多人非常佩服他翻越野人山的经历，“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但他从不开口谈。

　　“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的。”还有一次，穆旦无意中曾跟人提及，他亲眼看到一位军人的尸体，只剩下一堆白骨，但是脚上仍穿着一双完整的军靴。在加尔各答，穆旦见到了联大外文系的好友杜运燮，他们同为“九叶派”诗人。

　　杜运燮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1945年毕业于联大外文系。抗战期间，杜运燮协助中国抗日的“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后为“第14航空队”）担任了一年的翻译官后，又参加了驻印军，在兰姆伽的训练营做翻译，直至1943年回联大复学。这支军队后来打通了中印公路，把日本人打得从对攻到固守，从固守到节节败退。经历了战争和流离，穆旦与杜运燮这次异国见面，类似杜甫江南逢李龟年的感觉吧。

　　1943年初，部队撤退回国，穆旦也回到国内，在重庆国际宣传处新闻学院做新闻电讯稿翻译。杜运燮则随军到缅甸。诗人的命运可见20世纪的历史风云。西南联大学子以身许国，经历了罕见的生死考验，没有像大多数战友那样暴尸于野人山。多年以后，这段抗日的爱国传奇，成为他们背负的罪名。

　　查良铮“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犯罪事实”是他早已经向组织交代清楚的参加远征军做翻译官的经历。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诗人的笔也被封闭。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穆旦身心俱疲，但他转向了诗歌翻译，在接受改造的同时，悄悄地翻译拜伦的长诗《唐璜》。1977年春节之后，穆旦将包含了后半生心血的译作和诗作，交给女儿，让她妥善保管，他觉得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出版。

　　心情沉重的穆旦突发心肌梗塞，送往医院急救室抢救，但他死在了手术台上。2002年7月16日，“九叶派”诗人杜运燮逝世。

　　“死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终于有了自由。”当年联大从军的学子陆续凋零，死亡是“九叶派”诗人的主题，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也是自由的入口。

　　我们只能从《吴宓日记》中看到关于黄维的零星记载，因为他是外文系教授吴宓钟爱的学生，师生二人同是1940年5月成立的联大研究《石头记》“石社”的核心人物。

　　“顾良、黄维来，同赴朱宝昌请宴于曲园。畅叙，并行红楼梦酒令。石社成立，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顾良任总干事。众同步归。维独送宓至舍，且立谈久久。”1941年，黄维应征译员训练班时，他是外文系四年级学生。

　　为此，黄维发起了一次民主商议，讨论是不是和系里和训练班交涉，保证学生有回校听课的自由。有的同学提出，不同意的话，愿意去训练班的就去，不愿去的就不上训练班了；有的同学反对，国家需要我们去做翻译，到底是两个月的课重要，还是做一年的翻译重要？最终责任派占了上风。（庄秋水《他们，分担了中国的命运》） 黄维是军委会战地团昆明译员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由于成绩特别优秀，被授予“空军上尉”（大部分同学是中尉）。黄维结业后原被分配到美军机场，他放弃了待遇较优、安全相对有保障的机会，选择了另外一条充满了危险的道路，主动申请随远征军赴缅甸。黄维此刻绝对不会料到，他的这一次选择，将使他永别母校西南联大，永别敬爱的吴宓老师。黄维所在的第六军第四十九师首批进入缅甸，这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

　　随后，第五军也相继进入缅甸。1942年4月19日，日军以一个师团从东路进攻，十几天就打垮了远征军的5个师，前进了八九百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切断了中路4个师的归国后路。

　　败军撤退，流血漂橹。一位幸存者回忆说：“归国途中，死亡相继，尸体遍野，幸存者身体虚弱，每日至多走20余里。手持木棍，背挎小包，衣衫褴褛，活像乞丐。”枪林弹雨的战场，这与当日在“石社”与众同学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的风雅何啻天壤！

　　甄露茜也是第六军55师的随行翻译官，撤退时骑着骡子在水中跋涉，靠着难民们剩下的一点陈粮、野菜，才捡得了一条命。5月中，她和黄维短暂相逢，相约同返昆明。然而，6月17日刚到波涛汹涌的怒江边，甄露茜才知，就在一刻钟之前，黄维和他的爱马渡江时落入水中，被急流卷走。

　　“5月5日，日军抵桥西，桥炸毁了。日军把大炮和机枪架在松山上，向着桥东公路上的车流和从缅甸逃难回国的华侨的人流疯狂地轰击和扫射。很多人被阻在江的西岸。第六军的翻译有的就未能渡过怒江。”杨重野提到的“第六军的翻译有的就未能渡过怒江”，就包括他的联大同学黄维。黄维渡河而死的悲剧，可谓战时中国知识青年从军命运的一个缩影。

　　”战争将西南联大从军的学子推向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之中。噩耗传到西南联大，故雨新知，师友亲人，闻听无不心痛。

　　“黄维随军退归。六月十五日，在车里（车里是景洪的旧名）渡澜沧江，中流，所携爱马忽跳动，舟覆。维与马俱堕水中。维手握马尾。及马救出，而维已被急流裹去，渺无形迹矣！闻耗，深为伤痛。……”吴宓日记中提到的澜沧江，查《国立西南联大校史》，应为怒江。黄维是在随部队撤出缅甸强渡怒江时不幸落水。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的丁则良，留校担任历史系助教。

　　获知黄维遇难的消息后，作挽联排解心中的无限悲伤。联云：“壮志长存，氧瘴山川悲永逝；诗魂不死，波涛风雨听孤吟。”黄维深爱《石头记》，受吴宓老师的影响，非常喜欢林黛玉。8月23日，外文系发黄维讣告及追悼会启事。

　　吴宓先生在会上致辞，对黄维的牺牲表示哀悼，讲到黄维对文学见解高深，为人处世外圆内方的性格特点。吴宓为黄维撰写挽联：“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黄维被历史的洪流带走了，但他慷慨赴国难的精神，留在世间传扬。

　　1944年秋，缪弘读大二，本不在译员征调之列，但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报国之志响应大学生从军的号召，自愿参加军委会译训班第七期培训，训练仅六个星期，就和20多位联大同学志愿去OSS.OG（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的简称），分配到中美混合的伞兵突击队。值得一提的是，缪中（联大经济系）缪弘兄弟二人一起入伍，在联大被传为佳话。

　　向死而生的缪弘，随美军和中国鸿翔伞兵部队（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为了保密，伞兵第一团对外一律称“鸿翔部队”）空降到被日军占领的敌后作战。

　　缪弘牺牲时，距日本宣布投降不足半个月。我们可以根据联大同学、译员培训班的同事罗振诜的回忆，来还原缪弘参加丹竹战役并牺牲的场景。

　　缪弘所在的部队，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从云南呈贡机场起飞，降落刚刚收复不久的柳州。

　　几天后，缪弘所在的部队，在南平附近离丹竹机场二三十里的地方上岸。天黑以后，在当地游击队的带领下，开始了漫长而肃静的夜行军。那天晚上月亮皎洁，在夜阑人静之时，部队急行军。前面就是日军的据点，一有情况就停下来，几十里地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罗振诜回忆说，背着和装备，感觉像一块石头压在背上，感到疲惫极了。边走边打瞌睡，一躺下来就要睡着了。要不是被战友叫醒，就掉队了。缪弘和罗振诜在南平登岸时，大部队分成三个小分队，分赴不同的指定地点，“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缪弘”。7月31日黎明前，我军开始向敌人发起进攻，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山川。

　　不过，胜利付出了代价。原来，狡猾的敌人在强大的攻势下退到半山腰隐蔽，然后进行疯狂的反扑，在战斗中二三十名战士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开始撤退。我们轻机枪组在后面负责掩护。我看到包扎着纱布的伤员一个个被担架抬着下山，重伤员闭着眼睛安详地躺着，轻伤员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疼痛在叫喊。我听到战士们叙述一个翻译官的阵亡经过:向山上进攻时，与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退到山下去了。作为翻译官，他也可以跟着下去，但是他没有临阵脱逃，而是同战士们一起冲锋，终于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光荣牺牲。事后我才知道，这个翻译官就是缪弘。很快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联大师生欢呼“胜利了” 、“回家了”，缪弘已经感受不到这一刻了。

　　1945年8月19日，联大学生自治会、联大外文系1943级级会撑环、南开中学校友会联大分会、联大文艺社四个学生团体，联合举行了追悼会。

　　冯至认为读缪弘的诗，“认识了一个人，也认识了这个时代”。9月27日，全国译员联合会在昆明举行殉国译员追悼会，灵堂悬挂着14位殉国译员的灵位、遗像和简传，其中就有缪弘。

　　联大教授李广田之女李岫在为其父撰写的传记中，提到缪弘，称缪弘是“英勇（的）伞兵”，并且说：

　　联大的屋顶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像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家，也培养了穆旦、杜运燮等“九叶派”诗人，以及戴荣钜、王文、吴坚等冲上蓝天翱翔的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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