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我党一大召开，、何叔衡等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同谋划国家的美好未来，点燃民族的希望之光。

　　我当一大13位代表分别是：张国焘、刘仁静、、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

　　1921年，这些人大都是20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国焘当年24岁，也只有28岁，邓恩铭年仅20岁，这还不是最小的，年龄最小的是刘仁静，刚满19岁，放到现在也就是高中刚毕业的年龄。

　　但是，这群人里面有一个留着胡子，穿着老派的人，他就是湖南长沙的代表何叔衡，我党成立时，他已经45岁了。虽然年龄比年轻的代表大了近一倍，俨然是两代人，但是，何叔衡热情如火，干劲十足，和这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在一起，毫无隔阂。唯一与大家不一样的是，他留着胡子，同为湖南代表的亲切地称呼他为“何胡子”。

　　何叔衡1876年端午节这天，出生在湖南宁乡，自幼天资聪颖，深受父亲喜爱，作为家庭重点培养对象，很小就接受了启蒙教育。26岁那年，何叔衡考考上了秀才，在当地小有名望，县太爷想让他去做个主管钱财的小官吏。家里亲戚朋友都觉得脸上有光，邻里乡亲听说后都很羡慕，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叔衡拒绝了，而且理由很是很简单，只有一句：“我没有做官的命，也不打算去做官。”

　　放弃人人羡慕的到县衙当“官”，何叔衡回家办起了私塾，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民间培训机构吧，何叔衡说：“只愿做个教书匠，帮助乡里出更多的人才，此愿足矣！”。他的这种行为，被大家看做是个很奇怪的人，都说他思想顽固不化，再加上他有喜欢留这个胡子，于是嘲笑他是“穷秀才”、“老学究”。而何叔衡却乐此不疲，看看下面这张题名“宁乡四髯”的照片，何叔衡还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留着小胡子（其中就有我党著名元老谢觉哉，也是宁乡人）。

　　1909年春天，宁乡的云山书院改为云山高等小学堂，“宁乡四髯”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先后任教或担任校长。在这里，何叔衡开始接触大量进步人士，接触和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培养了大批进步人士，如甘泗淇﹑萧述凡﹑谢南岭﹑尹澍涛﹑喻东声﹑胡辉﹑余喜文﹑林萼生﹑严岳乔等，都曾在此求学或者交游。

　　何叔衡在云山书院待了5年时间，感觉找到了自己要为之奋斗终生的方向，为此，他准备去长沙，见识更大的世面。

　　为了学习更多先进思想，走向更大的舞台，接触和影响更多的人，1913年，已经37岁的何叔衡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学校中年龄最大的学生。在这里他认识了和蔡和森，还和20岁的成了“忘年交”，他称“润之老弟”，则呼他“何胡子”、“书翁”。

　　在长沙的岁月里，他们广泛交游，开拓了视野，丰富了思想，后来，何叔衡和、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并且创办了一所大学，叫作“湖南自修大学”，专门培养进步青年，后来还组织革命活动。何叔衡是一个十分有责任感的人，无论是教学、组织活动，还是处理学会的事情，他都亲力亲为，打理得井井有条。对何叔衡的精神十分敬佩，对学会其他同仁夸赞何叔衡说：“何胡子就是一头牛！”。由于事无巨细，何叔衡都要操心，当时大学里的进步青年亲切地称他为“自修大学的老母鸡”！

　　1927年之前，何叔衡一直在湖南活动。期间，1921年7月，何叔衡和毛主席一样，作为长沙党小组代表，参加了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海，最后一天转浙江南湖），成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7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革命失败，何叔衡奉命来到上海，组织指挥城市工人运动。何叔衡不熟悉这种工作模式，在上海更是人生地不熟，又操一口湖南话，辨识度很高，没多久特务就盯上了这个外乡人，一番观察后，抓捕了他。

　　审讯的时候，特务问何叔衡是不是，何叔衡说自己是个教书匠，只懂得读圣贤书，并给特务们讲什么叫“君子不党”。特务们试探地问他，什么是，什么是，何叔衡却背了一段《论语》，并逐字逐句地给特务解释，俨然把监狱当成了学堂。特务们被搞得晕头转向，在他们眼里，都是些不安分的热血青年，何叔衡这个只懂得“之乎者也”的老头，神经兮兮的，肯定是个落魄的穷秀才，就把他给放了。

　　就这样，何叔衡靠着“之乎者也”的古文和特务们打太极，却蒙混过关了，没想到这关键时刻，孔老夫子的学问还真管用，救了自己一命。

　　出狱后，在同志们帮助下，何叔衡乔装为一名商人离开上海，1931年，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又一次见到了。这一年，何叔衡已经55岁了，体力、精力已经大不如前，在苏区，他随身携带三样东西，一把手电筒照路看文件、一个袋子装各种杂物、一个记事簿随时记录备忘。

　　老友重逢十分高兴，也知道何叔衡的能力和秉性，感慨地说：“今天，你何胡子来了，咱们中央苏区的实力可就又壮大了啊！”

　　作为党的创始人，何叔衡声望极高，很快，他就当选为苏区中央执委，还担任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不出所料，何叔衡还是像原来一样工作认真负责，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由于负责法律工作，明察秋毫而且秉公办事，被苏区百姓称为“苏区包青天”。面对群众的认可，何叔衡非常谦虚，他说：“能为党、民众做点儿事儿，我之幸也！”

　　1934年底，红军被迫长征，何叔衡要求随军背上抗日，并连夜编制两双草鞋，做好了出发准备。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是王明，他要求何叔衡留在苏区，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何叔衡默默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此时，何叔衡已经58岁，革命路上凶险无处不在，毛主席嘱咐何叔衡说：“叔翁，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工作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什么事儿总是冲在前面。”何叔衡也嘱咐善自珍重。

　　红军出发后，何叔衡和瞿秋白、邓子恢等身体有病行动不便的同志，被护送赶往白区工作。1935年2月的一天，途经福建上杭、长汀县一带，天快亮了，在树林中做饭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

　　根据邓子恢的回忆，瞿秋白还有一名女同志有病，躺在担架上，没法走，藏在了树林里，被捕了。何叔衡常年有病，并且已经59岁了，体力衰退，一会儿，就跑不动了。何叔衡怕拖累同志们，他要求邓子恢用枪击毙自己，邓子恢无论如何不答应。何叔衡对邓子恢等人说：“这样在一起，最后大家都走不了，你们赶紧先撤，为革命保存一点实力，莫管我，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邓子恢让警卫员架着何叔衡和大家一起走，何叔衡趁机掏出警卫员身上的手枪，准备自尽，警卫员护枪，松开了何叔衡。何叔衡纵身跳下了一旁的悬崖，同时，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也击中了何叔衡。邓子恢只得继续前进，走了二里地，有一条小河，邓子恢据守河岸打退了敌人。邓子恢后来说，如果知道这儿有条小河，无论如何会劝说他坚持这二里路，何叔衡也许不会牺牲。

　　解放后，袭击何叔衡一行的敌人被抓住了，审讯过程中了解到。何叔衡跳下悬崖后，并没有马上牺牲。奄奄一息的何叔衡被一个叫曾起的敌军发现，搜走了他身上的几百块钱，要走的时候，何叔衡抱住了他的腿，曾起担心他搜走钱的事情被人知道，跟随曾起的熊辉打了一枪，曾起也打了一枪，何叔衡壮烈牺牲。

　　曾起汇报之后，被骂了一顿，瞿秋白等被捕后，每一名我党重要人物，奖励了抓捕部队10万大洋，当然，到具体的连队手中也就一万多。被捕的瞿秋白等同志，1935年6月18日，壮烈牺牲，瞿秋白年仅36岁。

　　1937年，也就是何叔衡自杀殉道两年后，何叔衡蒙难的消息才传到延安，身在延安的知道了事情经过，痛哭流涕，大声喊道：“何胡子啊，何胡子，当初就不应该把你留在苏区啊！”

　　英雄永远不会被忘记，出于对烈士的敬仰，解放后，当地群众在何叔衡烈士殉难的山崖处（现在福建省长汀县城南约60公里处的汀江东岸的梅迳村旁），竖了一座3米左右的石碑，大理石碑上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八个大字，以志纪念，教育后人不忘初心，继承他未了的事业。

　　2009年，作为党的创始人，何叔衡烈士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